人物评价是历史研究中相当复杂而又经常遇到的一个难题。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年代久远，史料缺乏，史家很难全面掌握所评价人物的全部重要资料，深入了解其内心世界。张之洞可谓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似乎他一直反对立宪
清末，当变法运动风起云涌之际，张之洞的态度模棱两可，令人不可揣测。他时而赞同变法，向清廷上书，保举维新派骨干梁启超、黄遵宪诸人“思想开通，堪任艰矩”（《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时而又将《劝学篇》进呈光绪帝，书中痛诋康有为之处不一而足，张氏以此颇蒙慈禧诸权贵之赏识。戊戌政变发生后，张之洞又极力向慈禧、荣禄等人投靠并通过梁鼎芬等亲信，向日本政府施加影响，必欲将流亡在外的康有为等维新志士置之死地而后快。到了庚子义和团运动期间，张之洞又千方百计地为支持利用义和团而身处困境的慈禧出谋划策，以巩固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地位，并且残酷镇压了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扼杀了勤王运动，故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对张氏恨之入骨。他们在日本和上海等地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刊布文章，把张之洞骂得狗血喷头，一钱不值。康有为、梁启超在舆论上所造成之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以至于到今天谈论这段历史时，人们都认为张之洞反对变法，阻挠改革。
具体到清末立宪而论，张之洞更是态度消极。据张氏年谱记载：
甲辰（光绪三十年）之夏，有人倡议会奏，请立宪法，项城密以告岑西林，公闻而讶之。丙午（光绪三十二年）六月，考察政治大臣归国，行抵上海，以立宪事徵公意见。公电覆云：立宪事关重大，如将来奉旨命各省议奏，自当竭其管蠡之知、详晰上陈，此时实不敢妄参未议。七月，有旨以载泽等陈奏，各国富强，由于实行宪法，立即宣布中外，预备立宪，从厘定官制入手。……议既定乃举大纲电询各督抚。公电致张筱帆云：“外官改制，窒碍万端，若果行之，天下立时太乱，鄙人断断不敢附和。倡议者必欲自召乱亡，不解是何居心，京电催迅速作覆尤怪，事关二百余年典章，二十一省治理，岂可不详慎参酌，何以急不能待，必欲草草定案耶？足下不宜言去，如鄙人之衰朽迂庸，愤懑填膺，无能补救，乃当速乞罢耳。”（《胡钧：《张文襄公年谱》，卷六）
上文中提到的项城，指直隶总督袁世凯；西林，指两广总督岑春煊；筱帆，指两江总督张人骏。胡钧所编《年谱》对张之洞颇多颂扬之词，而所记张氏之对立宪态度，尚且如此，可见张之洞对立宪态度消极，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然而，近年来我在档案和未刊书稿中发现的一些史料却改变了我的看法，事实上张之洞非但不反对立宪，反而还敦促慈禧尽快实行之。我的这个结论是在看到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初七日《张之洞入京奏对大略》后得出。该文系清人钞本《时务汇录》中的一篇，所记光绪三十三年丁未政潮发生后，清廷内部的争权夺势，愈演愈烈，慈禧太后六神无主，惶惶然不知所终。于是，她于七月初二日颁谕：“张之洞着迅速来京陛见，有面询事件。”七月二十六日又命张氏补授军机大臣。据张氏《年谱》记述，八月初二日张之洞交卸篆务。初三日渡江北上，初五日到京寓畿辅先哲祠，初七日诣宫门谢恩召对，即日入直。慈禧召见张之洞时究竟谈了些什么，宫闱森严，外间概莫能知，许同莘与胡钧所编《年谱》亦付阙如，而在《张之洞入京奏对大略》中记述却颇为翔实，现徵引如下：
皇太后旨：大远的道路，叫你跑来了，我真是没有法了。今日你轧我，明天我轧你，今天你出一个主意，明天他又是一个主意，把我闹昏了。叫你来问一问，我好打定主意。
张之洞对：自古以来，大臣不和，最为大害，近日互相攻击，多是自私自利。臣此次到京，愿极力调和，总使内外臣工，消除意见。
问：出洋学生，排满闹得凶，如何得了？
对：只须速行立宪，此等风潮自然平息。出洋学生其中多可用之材，总宜破格录用。至于孙文在海外，并无魄力，平日虚张声势，全是臣工自相惊扰，务请明降恩旨，大赦党人，不准任意株连，以后地方闹事，须认明民变与匪乱，不得概以革命党奏报。
旨：立宪事我亦以为然，现在已派汪大燮、达寿、于式枚三人出洋考察，刻下正在预备，必要实行。
对：立宪实行，愈速愈妙，预备两字，实在误国。派人出洋，臣决其毫无效验，即如前年派五大臣出洋，不知考察何事，试问言语不通，匆匆一过，能考察其内容？臣实不敢信。此次三侍郎出洋，不过将来抄许多宪法书回来塞责，徒靡多金，有何用处？现在日日言预备，遥遥无期，臣恐革命党为患尚小。现在日法协约，日俄协约，大局甚是可危。各国均视中国之能否实行立宪，以定政策。臣愚以为，万万不能不速立宪者此也。
问：现在用人很难，你看究竟能大用者有几人？
对：此事仓猝问不敢妄对。
问：徐世昌何如？
对：徐世昌未始不可用，总之太得意，阅历太浅。
问：岑春煊何如？
对：岑春煊极有血性，办事勇敢，但稍嫌操切。然当今人才难得，投闲置散，亦殊可惜。
问：林绍年何如？
对：林绍年才具开展，操守极好。
问：庆王何如？
对：奕?阅历甚深，稳当有余。
问：赵尔巽能胜湖广总督之任否？
对：赵尔巽才堪应变，任湖北绰绰有余。但臣愚见，鹿传霖拜跪维艰，不如简任湖北。以赵尔巽调度支部，使之整顿财政。载泽人极开通，可调农工商部。溥?人极颟顸，公事不甚了了。农工商部诸事废弛，部务非其所长。
问：再派王公出洋如何？
对：王公出洋，匆匆游历，决不能有所得，侍从多人，徒招外人訾议。不如减少随从，宽以时日，留学数年，庶有心得，且亦可省经费。
旨：你说得何尝不是，他们这般人，享惯得福，如何办得到？遂命退下。
张之洞对慈禧的问话对答如流，显得胸有成竹，明确地表示了他对宪政的支持态度，《奏对大略》实在是一份极为珍贵的未刊史料。对话中所提及的徐世昌，字卜五，号菊人，直隶天津人，光绪十二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以结识袁世凯故，被派往小站协助袁氏练兵，戊戌政变时，又打入维新派阵营，刺探消息，有功于后党，故颇蒙慈禧、荣禄宠信，光绪末年，以内阁学士会办练兵处，旋入值军机，调任东三省首任总督；岑春煊，原名春泽，字云阶，云贵总督岑毓英之子，广西西林人，庚子事变期间，八国联军攻陷京师，慈禧挟光绪帝仓惶出逃，恰在此紧急时刻，岑春煊及其所率马队自迢迢千里之外赶来救驾，并护送慈禧及光绪帝自雁北而太原，自太原而西安，颠沛流离，多著辛劳，被慈禧视作“恩人”，故宦途一帆风顺，由巡抚而总督，丁未入京，被任命为邮传部尚书。在两宫召对之际，岑氏面劾袁世凯勾结庆亲王奕
?狼狈为奸，贪污纳贿，扰乱朝纲，慈禧为之动容。由此而掀起了“丁未政潮”的狂涛巨澜。
所谓“丁未政潮”是清廷上层的一次激烈的权利争夺，因为发生在光绪三十三年，农历丁未年，故称之为“丁未政潮”，以军机大臣瞿鸿机、林绍年并联合岑春煊为一方，向奕?父子及直隶总督袁世凯发动攻击，起初颇具声势，但由于奕?与袁世凯在朝廷势力盘根错节，党羽众多，终于反败为胜，岑春煊被排斥出京，瞿鸿机则被罢斥归里。满腔悲愤的瞿鸿机离京南下，在途经武昌时曾欲拜谒张之洞，张之洞则惧怕引起非议，故不敢邀瞿氏至衙门会谈，而是乘夜色驾小舟与瞿鸿机会面于江心，把酒临风，共叙衷肠，表现了张之洞对岑、瞿这一派的深切同情。了解了这一背景，对张氏于慈禧召对之际，称赞岑春煊“极有血性，办事勇敢”；林绍年“才具开展，操守极好”；贬斥徐世昌“太得意”，“阅历太浅”，就不会感到太突然。
张氏之《奏对大略》还提到了鹿传霖。鹿氏字滋轩，号迂叟，河北定兴人，同治元年进士；授庶吉士。次年散馆，被发往广西任知县，后擢桂林知府，升任巡抚。庚子之后出任军机大臣。督办政务大臣等要职。鹿氏思想守旧，才能平庸，晚年官运亨通，主要是得助于两个人，一个是他的妹夫张之洞，另一个是他在任陕西巡抚时结识了被贬斥到西安作将军的荣禄。丁未政潮时，荣禄已去世数载，鹿传霖耳目昏花，老态龙钟，故张氏于奏对时称鹿氏“拜跪维艰，不如简任湖北”。张之洞是想把自己在汉阳三镇的宝座让给其姊夫，实在是私心太重，故未被慈禧采纳。
但是，不管怎么说，《奏对大略》的发现已足以使人们耳目一新。张之洞反对王公大臣匆匆游历，以为徒靡国帑，收效甚微；积极主张尽快立宪，愈速愈妙，并认为“预备”两字，实在误国，充分表现了张氏之远见卓识，清廷未采纳张氏之建议，不数年即有亡国之灾。
张之洞对立宪态度积极
也许，会有人觉得，仅凭《奏对大略》这一件孤单之史料，似乎还很难使人信服张之洞对立宪之积极态度，恰好我还在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之军机处档案中发现了军机大臣庆亲王奕?上给慈禧太后的密奏一件，堪与本文上引之《奏对大略》对照阅读，奕?之密摺曰：
奴才奕?跪奏，为据实声明请旨事：
窃查实行立宪，屡奉慈谕，天下臣民，仰望甚殷。近日各省绅民，复有要求开国会年限之事，其中有乱党勾结，无非使权柄下移，迫不得已，宪政编察馆严定君权宪法大纲，实行立宪预备应办各事，庶可保全治安。今张之洞、袁世凯拟以预定年限，即开议院。据奴才愚见，不可预定年限。在军机处详细妥商，张之洞等总以定准年限为是。
查日本明治十三年宣布立宪，二十四年宣布开设议院。今本朝立宪，一切应办各事，尚未举办，先宣布开设议院年限，无此办法，此事关系甚大，唯有据实声明，恭请圣意坚持，总以应办各事，实力奉行后，届时再行宣布开设议院期限，不可先定准期，庶权操自上，于大局有益。仅此据实直陈，伏乞慈鉴。谨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朝内政类奏摺》）
奕?之密摺，至此嘎然停止，其后面部分按照惯例，还应书写递摺之年月日，时而还会有朱笔批语，但由于该摺保管不善，或是其他原因，后面部份尽被撕毁，因此难以判断。不过奕?之密摺提到了“近日各省绅民，复有要求开国会年限之事，其中有乱党勾结，无非使权柄下移，迫不得已，宪政编察馆严定君权宪法大纲，多行立宪预备应办各事，庶可保全治安”。据清档记载，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初二日、十三日预备立宪公会郑孝胥、张謇、汤寿潜等两次电请于二年内开国会；六月十四日河南代表胡汝霖、杨懋源又请速开国会；随后江苏国会请愿代表雷奋、孟昭常，安徽许承尧、方皋，直隶及京师代表刘春霖等，山东代表于洪起及八旗吉林士民纷纷呈递速开国会请愿书，七月十五日各省代表联名上书请开国会，次日山西代表松寿到京请愿随后并递上有两万多人签名之请愿书。迫于舆论压力，宪政编察馆资政院王大臣奕?、溥伦等于八月初一日进呈宪法议院选举各纲要。及议院未开以前逐年应行筹备事宜，奉旨命刊刻分发在京各衙门，在外各督抚府尹司道，悬挂堂上，责成依限举办，并限在九年内将各项筹备事宜一律办齐。揆之上述史实，可以推断奕?向慈禧进呈之密摺应是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初一日前后的事。
如果说本文前引张之洞之《奏对大略》出自坊间流传，未可深信的话，那么，庆亲王奕?之《据实声明请旨摺》则是千真万确的历史文献，它深藏宫禁，迄今尚未见有人引用，亦未刊布流传，该密摺之发现，足可以说明张之洞对立宪之态度。
召开国会，实行宪政是清朝末年权贵们最为敏感之问题。因为它直接涉及权柄之下移。大多数宦僚为了他们一己之私利，对立宪态度消极。而张之洞却反其道而行之。在清廷上层两派激烈斗争中，张氏旗帜鲜明，全力促成立宪，成了权贵的眼中钉，肉中刺，他的这种促进历史发展的进步作用是不宜低估的。难怪辛亥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清王朝土崩瓦解，皇冠落地，面对突兀其来之变局，不少文人学士出来探讨清王朝迅速垮台之原因，翰林院侍读学士、日讲起居注官恽毓鼎即于宣统三年九月初六日之日记中写道：
三年新政，举中国二千年之旧制，列圣二百年之成法，痛予铲除，无事不纷更，无人不徇私，国脉之不顾也，民力之不恤也，其为害智者知之，愚者亦知之，即当权之大老亦未尝不知之，所不知者，我监国及四亲贵（洵、涛、泽、朗）耳。大老知而不言，廷臣言而不听，日?月削，日异月新，酿成土崩瓦解，众叛亲离之大局，而吾属横被其忧，念及此，不禁放声大哭，罪魁祸首则在张之洞、张百熙。（恽毓鼎：《澄斋日记》，宣统三年九月初六日）
辛亥革命爆发之时，张之洞与张百熙早已去世数载，而恽毓鼎却将二张称作亡国之罪魁祸首，是因为他们在朝时极力提倡立宪，编练新军及派遣东洋留学生，这三件事被眷恋清朝的遗老遗少们斥作“亡国三妖”。恽氏在日记中还记载说：
闻中官言，孝钦显皇后大渐时，忽叹曰：“不当允彼等立宪。”少顷又曰：“误矣！毕竟不当立宪。”是则侈言维新之足以亡国，圣母盖悟为深悔之矣。（恽毓鼎：《澄斋日记》，宣统三年十月初一日）
恽毓鼎的言论从反面证实，张之洞实在是晚清立宪运动中鲜为人知的重要角色。
（选自孔祥吉著《晚清佚闻丛考———以戊戌变法为中心》，巴蜀书社，1998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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